发布时间：2020-06-22 第一加盟网(d1.net.cn)
2016即将进入最后的倒计时。“一年当三年”是人人在今天快速转变的时代里确立的时间观点。一年足够令人创业失败三回，也够醍醐灌顶数次。我们邀请了一批各领域的达人，包罗张春、霍炬、傅踢踢、王嫣芸、陆晓逊、邹思聪等，以自述的形式来回首他们的2016年，那些不为人知的高高低低。这一期，主人公是邹思聪。
本文为三明治“我的2016”系列
第 07 篇口述故事
对邹思聪来说，时间在2016年走的格外快。
前半年他只做了一件事，专注到忘了时间的流逝。
后半年他去了许多地方，忙着做许多件事，被生涯厚实密匝的可能性撞了个满怀，不知不觉就走完了全程。
用他的话说：“折腾着，这一年就已往了。”
过往人生中几个主要的改变都压缩在这兵荒马乱的一年里，脱离香港和传媒业，来到北京，辞了两次职，开了一家暖锅店。
他始终信赖，世上不存在一个普遍强加于所有人之上的 “人生意义”，包裹在众声喧嚣和震耳欲聋的时代声音里，他依旧保持着苏醒与自力。
就像只有那些经得起严密论证和推敲的结论才气使他信服一样，他不信赖依赖某种“时代格言”维系的生涯，对错与否，试试便知。
不久前，邹思聪在微信民众号的简介栏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我现在在正面还击，我不停缩窄的人生。”
已往的这一年于他而言，就是一次关于人生可能性的论证，在不停地试错中，想明了了一些事，也坚定了一些事，排除了所有错误选项，余下的谁人，就是他为以后的人生交出的答卷。
我们和邹思聪聊了聊他的2016年，另有这个留到最后的谜底。
我一直以为，人在做事情的时刻，理性能决议的部门实在很有限，有些念头真的就是突然闪现了，就像《盗梦空间》里，人在不自觉间被植入一个想法一样，这和我之前怎么思索，没有多大的关系。
2015年底，我突然特别想告退，做了三年记者、编辑，以为挺累的，一种说不上是怎样的累，想去实验做些其余事情。
已往这一年两个月多的时间里，我一直在境外做媒体事情，天天都感受自己活在一个伟大的悖论里。
我不停地查资料，做采访，写出来的这些文章，不是为了港台的读者，也不是为了外国的读者，可现实就是，我所面临的中国大陆的受众，他们是看不到的。
每次我都想尽种种设施把这些文章转进来，从微信公号，到十五言，再到林林总总的超链接，但岂论在任何平台上，这些文章都只具有短暂的生命力，始终处在极端不安全的状态，每一秒都有消逝不见的可能。
时间久了，我最先嫌疑我写这些器械的价值，而这也不仅是我一小我私家的疑惑。我在端传媒做编辑的时刻，有一个作者和我一样，对自己发生了嫌疑，他最先不明了自己写这些考察文章的意义在那里。
我那时回覆他：百年以后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这些文字会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份真实的稿本，让后世史家翻阅现在的新闻质料时，不至于破费大量的精神去辨伪淘沙，以清秽史。
可走到现在，这个理由越来越没法说服他，也没法说服我自己了。
我之前在《南方周末》实习过，那时很憧憬结业后能去那里事情，2013年头《南方周末》发生了一个影响蛮大的事宜，厥后我跟那里的记者编辑还常有联系，眼看着他们一个个最后都选择了脱离，我想若是把自己放在他们的处境里，多数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。
在中国媒体事情，则只可做寓言家，在境外媒体事情，只能做自由人。如何在拙笨的寓言家和漂荡的自由人之间选择，对我来说是一道无解的命题。
人的一生实在很难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一件事情上。有些需求和欲望可能跟那些远大的愿景，那些要为某一段历史卖力，探索真相的“使命感”差别，它们只关乎人性最细微的部门，我知道自己另有待挖掘的可能，我另有许多想要做的事。
以是我做完我不得不做的事情以后，决议做点其他的事情。
我人生中的英雄时刻
2016年对我来说最主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我用快五个月的时间做了“CulturalRevolution五十年”的专题。这是我在媒体行业的结业作品，完成之后我想，即便彻底脱离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。
一小我私家的一生幸运的话，或许能有少数能被称为“英雄时刻”的片断，它的到来不能预料，也不能被放置，岂论在哪段生命，哪个年数，但只要它发生过，就代表着一小我私家完成了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塑造，此前和往后的人生境遇都市在它的陪衬下变得微不足道。
2016年5月16日，CR五十年专题的制作与公布，就是我的“英雄时刻”。
坚持等到做完这个专题再脱离，部门初衷源于小我私家情绪，由于我的启蒙导师萧至刚，他在今年年终去世了。
萧爷爷是我外公的至交，1925年出生，1957年被打为“右派”，他是一名通俗的知识分子，亲历了近代以来中国连续动荡的近一个世纪。在我少年时代，萧爷爷曾教授我文学和历史，我厥后所有的疑心、好奇和善于，皆来自于他。
为了自由、公义和尊严，萧爷爷支出了伟大的人生价值，他的人生履历了许多的荒唐庞杂。这些沉痛的影象，这些对历史的诘责，需要被周全地熟悉。
我只能尽我所能探索出一个谜底。
2016年年头的时刻，我已经报了选题，但那时新来的谈论总监有他自己的诉求和想法，我也以为他不懂。我那时的时间被挤占得完全没有余力，于是不想再鸡同鸭讲，决议那时就告退，用自己的蓄积来自力做这个专题。
总编张洁平对我说：“你别告退，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专题在外媒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你就退出谈论组，专门来卖力这个专题所有的器械。”
这件事情我会对她感谢一世。从那以后，我最先周全卖力专题大大小小的事项，从谋划选题、联系港大互助、头脑风暴集会，到主体内容的采访、写作，最后到页面统筹，事无巨细。港大的先生和研究员、我们的同事，都为此支出伟大。
历程实在十分痛苦，我险些时时刻刻都在嫌疑自己，忧郁自己选择的偏向是错误的，自责自己的能力不足。
由于决议做这个主题，就即是陷入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，那是一个过于重大的天下，有无数的声音，无数的想法，无数的行动，怎么才气找到最主要的焦点，对当下现实影响最深的器械，无疑是件艰难的事。
那时有许多的外媒也在做相同的主题，要怎样才气脱颖而出、不泯然于众人？此外，在这个学术界依附多年的研究履历才气有所功效的领域里，一家新闻媒体的记者是不能能做出逾越学界学术功效的新器械的。
我想公共媒体的使命之一，就是把天下上对某一问题最新的研究功效以加倍读者友好的方式，加倍明了易懂的结论表达出来，通过多媒体互动等新鲜的形式，让繁重的话题以不那么繁重的方式传递给民众，进而提高民众的看法，让看法的水位得以上升，不至于在错误的信息中损失判断力。
法国大革命史家傅勒形貌的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，“当一个历史事宜失去当下一切参照意义、不再是一个天下的想象的镜子之后，它就从社会论战领域转移到学者讨论的领域中去。”
历史学家雷颐将这段话反过来，若是这个历史事宜仍有当下参照意义、仍是一个天下的想象的镜子，它就注定不能能只限定在学者的讨论之中，不能不依然存在于“社会论战领域”，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。
那这些主要的历史，若是不在这个主要的时刻加倍周全地呈现在公共媒体，往往就会被束之高阁，成为书斋中学者去讨论的小范围的命题，难以对现实天下发生影响力。
我一直想做的，就是高级新闻产物。我明白的高级新闻产物的意思，就是能够迅速提高民众看法和判断力的新闻产物。
专题揭晓以后，我发给爸妈，他们马上打印出来拿给田园的萧爷爷，老人在病床上看完了我的报道，而且给我回复了长长的信。
我在年头意识到一种危机感，就在谁人时刻，有些事情一定要去做，否则的话会悔恨一辈子。2016年12月初，萧爷爷去世了，这似乎给我的这一年，甚至是以往的人生，最终画下了一个节点。
可能生涯与暖锅店
告退之后，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，去日本、欧洲旅行数月，还回家待了泰半个月，是我这些年来回家待的最久的一次。
时代我一直在想，往后设计怎么办，最后我决议去北京，我什么事情都没找，就直接去了北京，安顿下来才最先寻找。我不想再像以前一样冷眼旁观，想要亲身地感受一下这个群集了中国这么多精彩与野心的地方，亲眼看看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旨趣。
北京简直超乎我的预料，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，都可以从人们的谈天内容里听到“A轮”，“B轮”，“未来的风口”之类的词，这简直是一个官方激励的“民众创业，全民创新”的时代。
我在这里见到了许多创业者和打工者，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憧憬和追求乐成的时代精神，也看到了漫无边际的自信和延绵不停的焦虑，这是在远处去抽象的明白所感受不到的，必须要在跟他们相处和攀谈的历程，乃至于自己介入其中，才气亲身体会。
这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理想，有许多泡沫和疯狂，我信赖大浪淘沙之后，也会有一些器械留下来。
来到北京，我想实验做点之前没做过的事，以是选择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事情了一段时间。这是一份我完全不善于的事情，但我起劲想把它做好，因此也经常加班。很遗憾，最终我发现，没设施从中获得幸福感。念书和写作这些能够让我迅速排泄血清素、多巴胺的事情，被一下子从生涯中剥离清洁，我感应异常痛苦。
我终于最先审阅这句精英格言——“脱离恬静区”。实在脱离恬静区自己不意味着任何事情，它只意味着你会因此感应不舒服，并不一定地让你变得“更好”。
我用两个月的时间学习了许多生疏的专有名词，也初窥门径一家风险资源，明白到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，但同时也最终确认了一件事：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涯。
于是我又告退了。
此前数年，我算是那种有意识的理财、从来对钱都看重的人，由于钱对于一小我私家的自力异常主要。九月份我把这些年的所有蓄积都拿出来，和三叔一起在北京合开了一家加盟的暖锅店。
我三叔有开暖锅店的履历，他善于渠道和品控，因此菜品鲜美，我看重他长年的采购履历和资源，而我能够做广告营销宣传，对照懂互联网，能给他提供辅助。
我全程介入了暖锅店的筹备事情，从选址到装修，另有开业后的宣传，也逐渐发现，一些细节体验对主顾的影响很主要。对照有意思的是，暖锅店里应该放什么音乐？我跟店长说，不管怎样，万万不要放红歌。
我经常去店里“陪客”，以为在店里做收银还挺有意思，闲时看众生相，许多桌客人，涮差别的菜，喝差别的酒，聊差别的天，以为很有趣。
我来北京是为了探索生涯的可能性，与其被动的焦虑，不如来一场正面还击。也正因此，我不会恒久待在这里，若是我感应在这里的可能性所剩寥寥，我就会再次脱离吧。
找回秩序感和意义感
我一直在自己的民众号上揭晓历史或时政类的文章，厥后逐步发现写这类文章远比不上写随笔受欢迎。况且，这类文章题材的尺度越来越欠好掌握，有时刻花很长时间写作、排版、校对，文章说没就没了。这可能是一直困扰我的事情。
五月份做完CR专题后我无所事事，有段时间我突发奇想，便发起了一个叫“暗店街设计”的付费阅读流动，用邮件订阅的形式发送文章给读者。那时的想法是，假如有50小我私家愿意读，我就最先这个设计，由于是年费制，我那时不确定有多少人愿意订阅。
由于以为不太可能有人愿意订阅，以是写文案的时刻也没怎么专心，写完就发了，连支付方式都没留，什么时刻最先也没说。没想到当天就有好几百小我私家发邮件过来了，往后几个月我在旅行的路上，也不停有邮件发过来。
厥后我建了一个私人的微信号，把这些读者都群集起来，发现有各行各业的人，央企员工、医生护士、公务员、大学先生、金融从业者、家庭主妇、公关、咖啡店老板、状师法务等等。另有几十个高中生，高中生我以为太难过，就都给免费了。
我以为很神奇，但以为人多起来，我力有不逮，最后筛除了近200人，把数目限定在了400人。有的读者是厥后才知道，但给我写了很长的邮件，让我以为很老实，这类读者厥后也加入了，以是现在有400多一些。到现在“暗店街设计”已经做了5期了，每一期的反馈都还不错，而每一次写作我自己也会收获许多新器械。
以前在端传媒做谈论编辑，同时自己琢磨写文章的时刻，我发现一个异常显著的征象，写谈论文章的作者大致两类，一批是高校教授或海外学人，另外一批是已经在种种媒体集聚了名气的作家。
这两类人对相互的态度，基本上是相互鄙夷的，部门缘故原由在于学术界以为媒体人的写作，这么多年已往了，表达的内容还和原来别无二致，有的人仅仅看到名字就能知道他要说什么。反之，媒体界则常诟病学术界喜欢虚伪艰涩难明的学术语言，然则没人能读懂。
我一直希望好的写作成为相同这二者的桥梁，把艰深艰涩的学术变得读者友好，同时民众传媒也不停改善自己的剖析框架和方法论，在写作娴熟的同时保持看法和注释力的提高。
这应该就是我在未来要起劲杀青的目的。需要战胜的弱点是，我没有接受过学院正统严谨的学术训练，以是我对自己另有一个对照远景的目的，就是在一年半到两年之内重新去接受严酷的训练。
刚告退的那段时间，天天的生涯放置得并不严谨。我尤其眷念大学和研究生的状态。大学时刻，我天天6点20 起来背古诗词或者单词，7点20吃早饭，去图书馆念书，天天阅读九个小时，晚上去操场跑15圈，回来继续看书或写作，到12点睡觉，周而复始。现在的时间重新由我自己支配，我试图恢复这种生涯。
以是，2016年上半年，做完专题之后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确定自己想做什么，于是就去折腾着做了些自己不确定的事情，又再确定这是自己不想做的事，为人生做了排除法。
到年终我似乎重新找回了人生的秩序感和意义感。
我以为，小我私家的秩序感很好明白，就是自己为自己立法，确立自己的时刻表，以及必须做的事情。而意义感是私人的器械，天主死了以后，人生的意义只能靠自己去界说，无须让他人的评价和时代的旨趣来计划，我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。有些价值属于这个时代，但不属于我，那就不必跟它们纠缠不清。
暖锅店开业时间不长，还没有收回成本，我现在主要的经济泉源是写作，主要写书评。这方面我对照善于，可以依附这个技术生计下去。之后还想实验差别类型的写作，只管水平很一样平常，但毕竟每个失业人士，都市以为自己是个作家吧。
前段时间我的同伙于渊写信给我，其中有一段话，是茨威格在《昨日的天下》里说的，我以为这段话可以用来归纳综合已往一年我的决议。
“在别人早已到了娶亲、有孩子和有主要身份而且不得不集中精神举行奋斗的年数，我却还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年轻人、一个初学者、一个在自己眼前尚有许多时间的起步者；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是迟迟不为自己作最后的决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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